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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白血病患儿的决定:捐献遗体
发表时间:2012-12-14  浏览次数:1977

       一个七岁白血病患儿,向母亲提出,如果有一天死去,把自己的遗体捐献出去……

  10月9日傍晚19时左右,江西省红十字会医用组织库的救护车开到了江西省儿童医院门口,一对打扮普通的农村夫妇亲手将自己儿子杨顺的遗体送上了车。

  孩子小小的,裹起来,更显单薄。

  此前几个小时,杨顺被鲜血呛住了口鼻,不断地躺下,坐起来,坐起来,再躺下。爸爸杨细益和妈妈徐荣梅一遍遍地拥抱着痛苦的儿子,他们知道,以后两口子就再没有这样的机会和儿子拥抱了。

  17点35分,身患白血病的小杨顺终于结束了他短暂人生的最后痛苦。

  车门关上时,父亲杨细益失声痛哭,母亲徐荣梅却很冷静,好像她已为这一刻做好了足够的思想准备。但当汽车开动时,徐荣梅仿佛突然惊醒一样,跟着车跑了起来。

  8岁的杨顺,是江西省红十字会捐献中心成立五年来的第127位遗体捐献者,捐献遗体的意愿,是小小年纪的杨顺自己提出来的。

  “你也把我捐献出去吧,为了别的妈妈不要哭”

  10月8日,江西省红十字会办公室负责人单若毅第一次见到徐荣梅。这个农村女人看起来非常着急,风风火火地要求捐献快要去世的儿子的遗体。在捐献办公室工作了四年的单若毅,接触过上百个遗体捐献者的家属,“像徐荣梅这样的农村妇女,心情还如此迫切,非常少。”

  事实上,徐荣梅已经为这件事忙了几天,先是电话查询,没成功,甚至还打电话到北京市,最后干脆查到地址,一大早自己就跑了过来。

  “我儿子快坚持不住了”,徐荣梅喊出来,“要抓紧啊!”不过,她提出了个条件——这件事必须上家乡电视台。

  单若毅立即想到,她捐献儿子遗体是为了得到社会捐助——这样的情况此前屡见不鲜。

  但经过沟通,单若毅发现,徐荣梅并没有这样的目的,“一分钱我也不要,你别误会”,她一遍遍地强调,“我就是想让别人知道我儿子有出息,给国家做了贡献,我也没有把儿子卖掉……”

  当得知捐献遗体之后,儿子的名字和遗像会被刻在江西省遗体捐献者纪念园的纪念碑上时,徐荣梅改变了想法,“那要是能有碑,不上电视也行。”

  但真正提出捐献遗体意愿的,却是小杨顺本人。

  徐荣梅还记得,去年6月,杨顺电视上看到一条新闻:一名湖北武汉的大学生发生车祸去世,父母捐出他的器官,让很多人有了生的希望。

  杨顺指指电视问,“妈妈,这是不是很伟大啊?像雷锋?”徐荣梅没多想,“当然了,非常伟大。”

  “妈妈,如果我有那一天,你也把我捐献出去吧,为了别的妈妈不要哭”,杨顺平静地说。徐荣梅眼泪瞬间开始打转,“妈妈会治好你的病的。”

  但这之后,徐荣梅一直记着儿子的这句话,并决定,要是真有那么一天,一定要满足儿子的愿望。

  她做到了。她给杨顺穿上从未穿过的新衣服,擦干脸上的血迹,亲自将他抱上了那辆将杨顺带向“让别的妈妈不哭”的救护车。

  杨顺去世后的第二天,徐荣梅把儿子的衣物整整齐齐地归置在一个盒子里,孩子两年来一直不舍得用的书包、文具,她在儿子最后一个月花了一千块买的衣服,这些都收起来,“留个念想”。儿子生前最喜欢的玩具飞机、坦克、书一起被“烧过去了”。

  两口子偶尔还会恍惚。这一天,杨细益的嫂子打来电话问,“孩子死了?这是真的啊?”

  杨细益没能回答嫂子的话,“死了?这是真的吗?是真的吗?我儿子好像只是走丢了吧。”

  别人问起,你家是把孩子遗体捐献了?他像是又回过了神儿,“会遗憾吗?走的时候没有完完整整的。”

  “说不清楚,说不清楚,没办法……”杨细益不断地摇头摆手。

  “知道是白血病,天都塌下来了”

  东阳村距离江西省鹰潭市中心不远,车程只有半个小时,却特别不起眼,柏油路后的小村落,遍布砖头和杂草。杨家格外显眼,邻居家都是白墙青瓦,他们家却从未粉刷过,院墙都没砌完全,住了近十年,仍像是个半成品,

  “我儿子争气了,他为国家做贡献了”,站在邻居们中间,39岁的徐荣梅矮小而壮实。10月13日下午,她穿着棉布衣服,蓬乱的头发随便扎起来,扯着嗓门一遍遍在人群中念叨着。

  黑黑瘦瘦的杨细益蹲在角落里,脸上和手上的皱纹像是被刀子刻上去的,整个下午,他始终抽着烟,不太说话,邻居们安慰他“要好好活下去”,他好像从未听进去过。一位邻居说,外村一个朋友上午跟杨细益打听“你儿子的病怎么样了?”他顺口回了句,“好着呢”。

  旁人觉得奇怪,失去儿子的徐荣梅这一刻显得格外镇定。

  “白发人送黑发人要是哭,儿子下辈子没人送终”,迷信的徐荣梅咬着牙,“这辈子我已经够对不起儿子了”,说着还一直指责丈夫杨细益,“这都忍不住”。

  可村里人都知道,徐荣梅有多爱儿子。

  2002年,经人介绍,29岁的徐荣梅认识了比自己大三岁的杨细益,转年,儿子出生了,八斤六两,杨细益乐开了花,给儿子取了个小名:小胖子。徐荣梅一边趴在医院墙上看贴的名字,一边查字典,最后给孩子起名杨顺,“一帆风顺的顺”,小学毕业、文化水平不高的她觉得这个名字一定能让儿子一辈子顺顺当当,又能“读大学、当大官”。

  小杨顺聪明又漂亮,胖嘟嘟的脸,眼睛又大又亮,会说话之后声音洪亮清脆,杨细益最喜欢儿子高喊“爸爸!爸爸!”“三四岁的时候学唱国歌,两遍就背下来了”,徐荣梅把儿子当作生活的全部,每天出门给人家补衣服、买菜、拔秧都带着儿子,寸步不离。

  杨顺五岁半那年,徐荣梅把他送到隔壁村读幼儿园,那时候村里上幼儿园的孩子特别少,转年又让儿子读学前班,徐荣梅满心想着,杨顺能“读书长本事”。

  但夫妇俩谁也想不到,这样的生活竟然无法继续。

  2009年正月十六,坐在院子里玩的杨顺突然脸色痛苦,身体发烫,把徐荣梅吓坏了, “我记得清清楚楚,高烧39度7,”徐荣梅抱着儿子就去了医院,连打两针才退烧。

  接下来的三个礼拜,杨顺一直断断续续地发烧,不发烧时,身上也不断地出虚汗,总是说身上疼,几次都查不出病因,徐荣梅把孩子送到江西省儿童医院,做了骨穿检查。

  结果出来那天,医生把徐荣梅拉出病房,告诉她,孩子患上了“B型急性淋巴白血病”。徐荣梅愣了一下,想起来娘家村里的一个小孩就是得了这个病,被查出来不到一个月就死了,她瞬间情绪失控,“噗通”一声跪到医生办公室门口,哭喊起来。

  “知道是白血病,天都塌下来了”,徐荣梅不能想象,如果儿子没有了,支撑自己的希望能是什么。

 

  “妈妈别怕”

  大夫告诉夫妇俩,要做好“人财两空”的准备。

  杨细益并不太理解白血病有多严重,他听别人说,有的患者能治好,这要碰运气,好比村里的百岁老人,杨细益想着没准好运气能降临。

  那时候,夫妇俩谁都没想过儿子没有了可怎么办,更不会想到要捐献遗体。两口子分工,一个在南昌照顾儿子,一个在家干活赚钱。

  杨细益给别人开农用车拉石头,一天有五六十元的收入,他想过学村里的年轻人,到工厂打工,可面试时别人一看身份证,他就被拒之门外了,“四十了,岁数太大”。不得已,他只能在村里争取更多的活计。

  徐荣梅在南昌守着儿子,每天期待的就是杨顺的脸色能好一点,不那么蜡黄。为了让孩子营养跟得上,她想尽了办法,省吃俭用能让杨顺隔几天就吃上一顿木耳,“因为木耳生血”,青菜、牛奶、肉……医院食堂里的好饭菜,徐荣梅都紧着儿子吃。

  第一个疗程出院后,每个月还要去医院打针、输液,为了不让孩子奔波,徐荣梅在医院附近租了间几平方米的瓦房,一个月两百块钱房租,白天照顾杨顺,晚上开一盏台灯做工补衣服,为了能赚更多的生活费,一整夜不睡觉。

  有一次,房子跳闸停电了,徐荣梅不得不上床,到了两点还没来电,她拿起剪刀、衣服跑到大街上,坐在路灯底下剪线头儿。四点多扫街的清洁员看到她被吓了一跳,“你这个女人疯了吧?大夜里的不害怕吗?”徐荣梅指指身边的水果刀,“我带着家伙防身呢”。

  两口子当时只想着,只要儿子病能治好,日子怎么苦都行。

  虽然徐荣梅一次都没跟孩子正式讲过白血病有多严重,但她知道儿子心知肚明,“重症监护室里,隔几天就有几个孩子死掉,他怎么可能不知道”,徐荣梅叹了口气,“一屋子的孩子都是白血病,每天都会说起死掉这个词。”

  有个孩子住院时一直问大人,“妈妈,死了就是闭上眼睛咯?”杨顺每天都能看到住院部里的大人哭哭啼啼,他还跟旁边的人谈心,“刚开始我妈妈也是天天哭啊”。而后来,他已经学会了反过来安慰徐荣梅,“妈妈,今天血常规正常好多,你看!”

  有几次杨顺突然持续发烧,徐荣梅就去买台电视、买电脑送给他,杨顺总拿这事调侃她,“我妈妈啊,只要我情况不好,她就给我买好东西,情况好,她可舍不得花钱。”说完哈哈笑起来。

  徐荣梅听完也笑,“好啦,妈妈攒钱不乱花,以后留下来给你读书,出国留学”。

  有时,看到妈妈躲在角落里掉眼泪,儿子就懂事地递过去一条毛巾,跟徐荣梅说,“妈妈别怕,你不是总跟我说,癌症不可怕,死亡不可怕么,我的病会好的!”

  “等他十一岁,一定教他开车”

  两年的日子过成了穿石头的水滴,杨细益和徐荣梅一天天执著地起早贪黑,根本无暇体会生活到底有多苦。

  2010年,杨顺申请到了小天使基金会、南昌市慈善基金的资助,加上2010年8月出台的政策,江西正式启动儿童白血病免费救治试点工作。生活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了,但两口子谁都不敢想随时有可能降临的灾难,不敢乐观,更不敢懈怠。

  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——杨顺复发了。

  今年6月,杨顺在南昌被查出血液里白细胞含量陡增,医生建议家长把孩子送去上海做放疗。在上海,检查结果显示,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髓了,最多能活三到四个月。

  大夫摸了摸杨顺的肝脾,对夫妇俩说,“别让孩子走的时候太痛苦”。

  别人告诉两口子,唯一能治疗的方法就是换骨髓,但是如果家里有四五十万就拼一下,如果没有就别拼了,骨髓配型成功的几率也微乎其微。

  家里不可能有这么多钱,几年间,两口子已经借了亲戚几万块的债,全村人也给家里捐了几千块钱。

  杨细益不甘心,去找中医大夫看孩子的病,仍然期待能有奇迹发生。

  徐荣梅则彻底泄了气,她准备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,带孩子去香港玩,“直到孩子走的时候,也开开心心的”。

  香港最终没有成行。杨顺的身体每况愈下,很快,癌细胞扩散到眼睛、鼻子、嘴巴里,杨顺看不见东西了,开始每天七窍流血。

  眼看着儿子快不行了,徐荣梅决心把自己和儿子共同的决定付诸行动。

  徐荣梅不知道怎么能捐献器官,问医院里的大夫,得到的回复是,癌症患者器官不能捐献,只能用作科学研究。

  科学研究是啥?徐荣梅瞬间想到自己小时候听的故事,日军侵略东北三省时,把尸体解剖,器官都放在瓶瓶罐罐里。

  那儿子的愿望岂不是要落空?她接受不了,追问,都研究什么呢?“研究白血病啊,现在医学还不能确定白血病的发病因,研究出了病因,这病就有治了。”

  医生的回复让徐荣梅一下子释然了。她想,如果之前有人捐献了遗体,可能儿子就不会死,那儿子捐献遗体了,以后的孩子可能就有救了,“再不会有白血病孩子的爸爸妈妈像我们这样痛苦。”她说。

  她把这个想法说出来时,没人赞同,连医院里有的大夫都说,“杨顺妈妈是不是疯了啊!”村里则有人猜测她“要把孩子遗体卖钱”……

  杨细益半天挤出来一句,“不行”。但他知道,徐荣梅是个倔脾气,她决定了的事,怎么也劝不动的。

  听着妻子一遍遍地解释,捐献遗体是“为国家做贡献”“咱儿子能做科研,研究出来能只杀死坏细胞、不杀死好细胞的药来”……杨细益已经记不清自己做了多久的思想斗争,最后,无奈地说,“行吧,随便你吧……我儿子(病)没看好,别人(病)看好了,也是好的啊”。

  现在,再说起捐献遗体的事,杨细益像是又找到了条宽慰自己的理由,“捐出去儿子还有个碑,要是带回来也是埋在菜地了,那以后路过那菜地,还不心痛死。”

  杨细益说着这些,望着院子,想起儿子生前每天都喊着要跟他学开车,他学着杨顺的语气,“爸爸,你说好我九岁教我开车的,你骗我啊!”

  还有一个月,杨顺就要满九岁了,但他的生命永远停在了九岁之前。

  “我答应儿子了,等他十一岁,一定教他开车。”杨细益掐灭了烟头,坚定地说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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